本中心第五場【學人開講】，由祝平次執行委員主持，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劉正忠教授進行與談，擇要回顧臺灣文化史上幾場重要的演講其及餘波，涉及中西文化論戰、民歌運動及鄉土文學論戰等議題，進而思考幾個面向：文學創作者、人文學者以及兼具兩種身分者，在思維與行動上是否具有不同的趨向？介入的詩學與退離的詩學，在不同時代環境與社會情境之下，各有什麼意義。
如果一個人同時作為學者，以及創作者，「這種雙重身分是不是給我不同的思考跟處境。」任職於臺大中文系，同時以筆名唐捐發表詩與散文的劉正忠教授，在接下主持人對他的這個提問時，轉換視角，從創作者如何也是社會運動參與者的雙重角色來思考這個問題，並指出「演講」是觀察這個問題的一個好的切入點。他從三個環節組織本次演講內容，主題圍繞在歷史上的幾次演講，分成三部分來進行：如何閱讀演說、說比寫更有利，以及對抗與圍剿。
1.如何閱讀演說
借鑒日本新聞分析自民黨總裁選舉，以長條圖分析各候選人的演講內容（包含時長、議題佔比），劉正忠採取同樣的格式，分析周樹人（魯迅）的〈無聲的中國〉。這篇講稿的布局分為四個部分：開場白（乾淨利落的三行）→社會現狀（中國人因為白話文不普及，或不識字，無法表達意念與情感）→ 白話文的方案＆白話文與社會的關聯性（相較「社會現狀」段落，用多一倍的篇幅來陳述）→結論。
劉正忠指出如此演講布局即使放到今日仍然值得參考，並進一步解釋魯迅的演講策略，在開場白以「香港似乎很太平」與「浙江，陝西，都在打仗」對比，展開對於現況的批評。除此以外，劉正忠另外舉出魯迅〈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〉演講，與〈無聲的中國〉不同，它似乎是一場沒有事先寫好講稿，更即興的演說，因而具有另一種演講趣味。
話鋒一轉，劉正忠提到，「可能各位會說，他（魯迅）有寫報紙專欄、雜文，這個演講有何不同？」他解釋演講對於文人來說很重要，因為演講是文人與世界溝通的重要方式。除了演講現場具備的感染性外，演講還能使不讀副刊、不識字的民眾都能進入知識分子的討論脈絡中。
至於第二位民國演說家，徐志摩的演說方式則大有不同。劉正忠説：「徐志摩他好像在寫美文，單獨從題目看來，我們甚至可以說他是『抒情式的演講』」尤其在徐志摩以美文著稱的散文集裡，居然有將近半數篇章來自演講稿。
劉正忠選出1924年其中一場演講〈落葉〉，談論徐志摩的演講策略。徐志摩先是描述枯燥、悶的感受，以凸顯後續主張——人們應該積極以生命力、情感對抗枯燥與悶。作為現代文化史上，重視情感的一位文化人物。徐志摩點出當時除了講知識、科學以外，還需要做情感的教育，使每個人都能夠自由表達情感。
2.說比寫更有利
轉到臺灣的話題，在日治時期，文化協會為了教育、啟蒙大眾，1924年也舉辦了一系列的演講。當時正處臺灣新文學、新文化萌芽的時期，一位文協成員以半文言記載了當時他們在基隆聖公廟，與街長的四點爭辯。此篇記載呈現出兩點有趣的發現：
(1) 日治時代，在語言政策尚未被緊縮之際，仍然多以臺灣話演講（文中為『島語』）。
(2) 之所以演講稿留存紀錄稀少，可能是「因為那時大多是文言文書寫居於主導的年代，但演講是口說，所以很難以文言文來記錄演講內容。」
同年也有另一篇演講記錄文章，是追風的〈東京留學生夏季回臺講演日記〉，紀錄下演講的進行方式，可推估當時多屬「短講」（大約20分鐘以內）、以日本話（文中為『國語』）演說、從下午開始持續到晚上11點。劉正忠評論，當時的講題即使放到今日，仍然會覺得很活潑。議題廣泛如：婦女問題、階級問題、社會公義、文化等，「一方面可以說是一種啟蒙，到各廟口演講，也可以說是一種行動。」
至於戰後的臺灣，劉正忠則是選擇中西文化論戰的導火線胡適在1960年代的演講做為例證。胡適在演講中主張東方文明與西方科學發展並非完全可以並存，並且表達一直在思考東西方之間是否存在衝突。在中央日報與聯合報刊載演講報導以後，引爆了國學派學者的激烈反應。徐復觀在《民主評論》回擊胡適，認為胡適污衊了中國文化。而中西文化論戰後續更延燒到李敖、余光中身上。劉正忠小結道：「我們發現很多重要的論爭，都跟演講有一些關聯性。」
3.對抗與圍剿
最後一部分則是談論余光中、王文興與黃春明的演講紀錄。
余光中〈現代詩與搖滾樂〉號稱開啟臺灣民歌時期。但當時余光中即使提倡具有抗議色彩的搖滾樂，作品中仍少見抗議性的展現。針對余光中研究，劉正忠提醒：「我們不一定用原版（搖滾樂的反抗性）來校正他，但我們可以指出他與原版有什麼樣的差異。」
而對抗色彩更加鮮明的案例，則是王文興。在鄉土文學論戰末期，王文興參與了一場反對鄉土文學運動的演講。此次演講的紀錄被完整收錄在雜誌中，但卻並非演講者授權刊登，而是鄉土文學的支持者，為了反對王文興觀點做的紀錄。
鄉土文學者主張文學是工具、應服務社會、需要以工人農民作為主要表現人物。王文興表示不認同，並主張文學應帶給人類愉悅，爭取文學的藝術自主性，不必受到時代氣氛、人民社會需要影響。該次講座的形式，採取收費制、由王文興獨講了兩個小時。
「為什麼王文興要做這樣的演講？」劉正忠指出，面對當時鄉土文學論戰激烈的背景，王文興之所以主動選擇涉入政治文化事件，其實是為了主動護衛自己的思想，演講成為文人的一種行動方式。
最後則是，與大眾距離更近、更加口語以及即興的黃春明演講風格，在〈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〉文中有完整的刊載。與徐志摩高度裝飾的句法不同，黃春明採取最簡單的句法，照顧觀眾情緒且兼顧演講的脈絡。劉正忠評論，黃春明在公眾演說時，其實帶著自剖的心境，是同時具備公眾性，和私密性的精彩演說。
在講座的提問環節，有人問道：「當演講被轉化為文字保存，當中的差異和刪略增補，有甚麼獨特的意義可說?」劉正忠回覆，這恰巧是自身特別關注的議題。現存的演講稿紀錄還可分做：有經過講者同意／校對過的以及未經講者過目的。劉正忠指出，講者校訂過的不一定就比較好，有些原始的演講記錄會被刪除、或是增加講者的補充敘述，校訂過後會成為另外一篇文章。若進一步探討演講紀錄的差異，則取決於講者，有些人重視演講紀錄的「可讀性」，有些人則認為要保留原來說話的腔調。
此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從「修辭學」的角度提問，「演講容易當下就打動人，但從修辭角度來說，未必比文章更複雜，能否說明兩者的文學價值與社會功用？」。劉正忠先分析西方與中國式修辭學的差異，指出西方的修辭學與口說頗有關聯性，而中國式的修辭學則以文章為主，著重的要點有所不同：「寫文章可以造稍微怪異的句子，讓人停下來思考。在實際演說中，一句話佔有幾秒則是固定的，你必須趕快給出下一句，不像書面語可以延緩讀者理解的速度。」
最後的問題則是以知識份子的角度提問，「知識份子選擇演講作為知識介入與政治行動的形式，是否受到外來（西方）文化的影響？」，對此劉正忠表示肯定，指出胡適到康乃爾讀書，確實受到演說修辭學影響；徐志摩到美國與英國留學，也受到類似的衝擊。但魯迅則是到日本受到演說的啟蒙「所以外來影響絕對有，但不全然是西方。」
